新常态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亚当·斯密见证了最初的分工带来的效益，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存在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

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及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体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和阶段特征以及二者的关系。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强调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对于领导干部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治理经济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往往来自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分析和总结。

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遵循经济规律，才能提高治理经济的能力。最近油价暴跌，从今年夏天115美元/桶的价格跌到了眼下的80多美元--比过去三年的油价均值要低20%，上一次油价如此便宜还得回到四年前，这可欢喜坏了有车一族了。

根据花旗银行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Ed Morse的数据，这相当于每年给予消费者和企业以高达1.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其当量不亚于又一个量化宽松。直到以色列撤离苏伊士运河西岸，石油禁运和大规模限产才终止，而美国已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文章写于10月20日，发表于11月5号【IT经理世界】杂志，对石油会否减产等产能博弈作出的预测。美国已禁止出口原油达40年之久，但随着原油产量的攀升，美国很快就会成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

眼下美国的年度石油及天然气工业投资已达2000亿美元，对整个私营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占比有史以来第一次高达20%。70年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美国用大量的武器和金钱支持以色列，结果阿拉伯国家就联合起来对石油进行限产提价，同时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结果油价飙升，美国股市崩盘，经济也陷入衰退。

问题是当时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以色列的矛盾是生与死的战争矛盾，今天俄罗斯，伊朗和沙特的矛盾远没有尖锐到当年那种程度，因此说油价暴跌是因为沙特和美国要合谋对付俄罗斯和伊朗，就有很浓重的阴谋论色彩。更可怕的是美国的石油神话才刚刚进入状态。这两个国家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和沙特的核心利益，因此他们才合谋做空石油，而有车一族的我们只不过是搭便车享受福利罢了。石油号称工业社会的血液，如果油价高企，企业就会成本高昂，利润缩水，投资收紧。

奇怪的是油价跌得这么厉害，沙特居然拒绝限产，而且口气相当的硬，说就是油价跌到50-60美元/桶一桶，他们也能接受。但问题是这不是因为什么阴谋，而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进入专题： OPEC 。管他阴谋阳谋，我们只管潇洒搭便车。

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断地扩大核计划，离拥有核武器的目标越来越近。美国已经把下一个经济奇迹的宝压在了能源上面，美国是不会限产提价的，绝对会不断扩大规模，占领市场。

这个结局恐怕是几年前没人想得到的，不少人还停留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认识状态之中。除美国之外的主要石油产国的产能几乎是被过去这四年的油价高企拉到了尽头，都在开足马力满足市场需求，只有沙特维持着有一定影响力的过剩产能--约在250万桶/天，这个时候美国作为黑马脱颖而出，在过去四年里石油产量增加了400万桶/天，且将在今年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石油产国。

石油便宜了，不光是在加油站能节省良多，而且其他所有一切的商品，包括粮食，衣服，电器等等，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或是在物流过程当中得用到石油或者石化产品，也会便宜很多。沙特在笑傲石油市场这么多年后，终于引来了一个可怕的对手，更可怕的是这个对手曾经是他最大的客户。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过去四年全球石油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今年6月更是达到9340万桶/天的峰值。因此油价大降就好比是给全球消费者大派消费券一样，会极大地促进消费，这样一来企业的商业信心和投资总量也会有所攀升。眼下的问题是，全球原油产量在美国能源革命的推动下不断迎来新突破，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又将陷入衰弱，亚洲及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也在放缓，且在美联储退出量宽的情况下前景阴暗，这意味着未来对原油的需求会走软。问题是，这难道是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大国争作活雷锋的结果，因为他们看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好多年了，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就忍疼贱卖石油。

天下有这等好人好事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信社的报道，油价之所以暴跌乃是因为沙特和美国合谋要给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要想摆脱这种政策依赖症，出路在于对症下药，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为何中国经济形成了对政策的持续过度依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各地每年的高增长目标是由政府决定的，各种宏观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罢，不得不依赖于政府政策。

第五，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与方式，稳定宏观政策，适当降低调控频次，保持人民币币值和利率的相对稳定，更多地依靠法规和标准等进行调控，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质量。不可否认，政策是世界各国调控经济的通行工具，但政策发挥作用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经济发展应更多地依靠市场和法治的作用，政策主要起到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超出此范围就有可能形成政策依赖症。

然而，强刺激政策带来的反弹效果持续时间不长，自2010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持续至今的震荡下行，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暂时的小幅反弹，但始终未能根本扭转增速下行的总态势。五则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未曾有过的双碰头现象——国内经济调整与国际经济危机碰头、经济周期调整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碰头，产生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为了避险，只能依赖于各种政策的调控。二是自我创新能力弱化，当通过争取政策可以较容易地增加利润时，就不再努力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为了阻止和稳住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的经济下行，中国政府分别于2012年5—6月、2013年7—9月、2014年4—11月采取了三轮稳增长政策措施，虽然没有2008—2009年的保增长措施力度大，但频率越来越快、手段越来越丰富、难度越来越大。

四是政策制定部门会对政策作用产生幻觉，以为政策无所不能，且会不断用新的政策去解决旧的政策形成的问题，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直至通过危机进行强制调整。首先，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政府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清单制度，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从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缩小政府政策行使的空间。

对国家经济体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症，就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市场功能退化，因为政策对市场产生了替代作用。三是一旦政策退出或政策效用减弱，就可能导致资金链紧张、企业效益下降甚至破产等问题。

二则中国政府掌握了绝对的货币发行权、财政收支权、土地和资源所有权、重要资源能源的定价权和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准入权等权利，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且政府政策的含金量高，对各个主体的吸引力大。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症，也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投机心态加重，市场需求和自身经营出了问题后就寄希望于政策救助，或者争政策，或者等政策。

这些强有力的刺激政策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产生明显的效果，经济快速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6．1％快速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总之，宏观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要频繁变动，使企业和社会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摆脱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五是一旦政策开始退出或政策效用递减，经济就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策依赖症 。

第四，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新常态，保持定力，顺势而为，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加快货币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资源产权制度、价格形成制度、行业垄断体制等制度的改革，限制公权，降低政府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

与手机依赖症、酒精依赖症、情感依赖症类似，政策依赖症是指国民经济及各个主体对政策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持续依赖，一旦离开了政策，就难以正常自我运行,进而导致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经济效益下降、资金链紧张等种种经济病症。三则中国的市场和法治还不完善，各个主体仅依靠市场和法治尚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游刃有余，不得不依靠政府政策。

二是法治功能下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社会契约（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契约）造成损害，倾斜的财税和土地政策等会对公平的法治秩序带来冲击。2008年以来采取的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控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增强了经济和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政策间隔期越来越短，自2009年上半年的保增长到2012年二季度的稳增长间隔了三年，自2012年二季度的稳增长到2013年三季度的稳增长间隔了一年多一点，自2013年三季度的稳增长到2014年二季度以来的稳增长只间隔了半年左右，而且2014年二季度以来的稳增长似有难以退出的迹象，以至于不能再有间断，否则经济下行压力快速显现。